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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戒自傲言多必失（第2页）

曾国藩戒除傲气几乎是方方面面的。

因为他认为“傲为凶德，惰为衰气，二者皆败家之道……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轿”

。

他不仅自律甚严，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。

在家里他有戒傲主张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三月十四日，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，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，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作了阐述：凡畏人，不敢妄议论者，谦谨者也，凡好讥评人短者，骄傲者也……谚云：“富家子弟多骄，贵家子弟多傲。”

非必锦衣玉食，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，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，开，议人短长，即是极骄极傲耳。

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。

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，说他对军营中的“诸君子”

“讥评其短，且有讥到两三次者”

，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，更是鄙夷之至了！

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、神气和脸色上，所以要做到“谦退”

，需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。

曾国藩告诫子弟，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，贵不忘贱。

既已做了仕宦之家，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，他说：“吾家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。

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

其拾柴、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；插田、莳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之。”

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，指出四抬大轿“纪泽断不可坐，澄弟只可偶一坐之。”

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、衡阳府城，更不可入省城。

并嘱咐澄弟对轿夫、挑夫要“有减无增”

，随时留心此事。

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。

他给家中写信说：我家既为乡绅，万不可入署说公事，致为官长所鄙薄。

即本家有事，情愿吃亏，万不可与人构讼，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。

又告诫诸弟：宜常存敬畏，勿谓家中有人做官，而遂敢于侮人。

他力诫子弟不要递条子，走后门。

曾纪鸿中秀才后，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，都不顺利。

同治七年（1865年），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，特地写信告诫纪鸿：“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，不可送条子。

进身之始，务知自重。”

纪鸿没有中举，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，始终未去走后门。

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一月，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，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，能避开的尽量避开，并叮嘱船上的人帅旗“余未在船，不可误挂”

。

事无巨细，均考虑到一个“谦”

字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除此之外，做学问他也有戒傲的主张。

千古以来，文人相轻，已成为一种老毛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