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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有所用用中又学（第3页）

的输人与仿造，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，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。

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“制器之器”

，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。

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，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、华蘅芳等人。

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，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，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，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，“潜心研究，造器制机，一切事宜，皆由手造，不假于外”

，由华蘅芳负责计算，徐寿主持设计、建造，徐寿次子徐建寅“出奇思以佐之”

，终于在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七月，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。

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，他在日记中描述道：“窃喜洋人智巧，我中国人亦能为之，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，华、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，于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正月初，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，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。”

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，曾氏“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”

，给它取名为“黄鹄”

，曾氏登上轮船，行了八九里。

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该船长二丈八九尺，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”

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。

但这是光明的起点，曾氏要求“试造此船，将以次放大，续造多只”

。

当然，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，还未能脱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

的框架；但他开办技术学校，设翻译馆传播西学，派出留学生等，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，对于以后的民主、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。

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、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，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。

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，凡事都谨慎小心，事无巨细。

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，前岁天津之事，论者于责望之余，加以诋议，曾国藩亦深自引咎，不稍置辩。

然其所持大纲，自不可易。

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：“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，谓自强之道，贵于寸铢积累，一步不可蹈空，一语不可矜张。

其讲求之术有三：曰制器，曰学校，曰操兵。

故于沪局之造轮船，方言馆之翻译洋学，未尝不反复致意，其他如操练洋船、演习军队、挑选幼童出洋肄业，无非为自强张本，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，未尝一日忘也。”

洋务运动始终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

为原则，推行者勤力躬行，少说实干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。

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，但其与时俱进、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