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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言慎行方长久（第3页）

今天来认识“畏天命”

，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。

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，“畏天命”

，则“不敢丝毫代天主张”

；“畏人言，则不敢稍拂舆论；畏训诫，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”

，这样，才可以“于‘畏、慎’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。”

办法之三，叫“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”

。

他深刻地指出：“若一面建功立业，外享大名；一面求田问舍，内图厚实，二者皆有盈满之象，全无谦退之意，则断不能久。”

曾国藩的这番话，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。

道光年间，他在北京做官，年轻气盛，傲气不小，“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”

；咸丰初年（1851年），在长沙办团练时，也动则指摘别人，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；咸丰五～六年间，在江西战场上，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；咸丰七～八年在家守制时，经过一年多的自省，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。

他自述道：“近岁在外，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，又因本性倔强，渐进于愎，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，说出许多不恕之话，至今愧耻无已。”

余“性格向来倔强，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，经常意见不一。”

“我生平执拗，道德上孤傲；说话不多，写东西近乎诉讼。

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，我处处获罪于别人，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。”

这种深刻的反省，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。

曾国藩第二次墨绖（dié）从戎后，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。

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：“我往年在外，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，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，这次换了办法，才稍稍安定了些。”

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九月，他又写道：“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即力戒‘惰’字，以儆无恒之弊；近来又力戒‘傲’字。”

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，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，即对于手中的权势，也常常辞让。

自从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六月实授两江总督、钦差大臣之后，曾国藩位渐高，名渐重，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，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。

他对弟弟说：“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，预作衰时设想。

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，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。”

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正月又说：“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。

近来阅历变了，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，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，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，名声太重，不这样做就危险。”

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。

所谓“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”

、“一味向平实处用功”

，目的是永葆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

的态势。

总之，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，一方面又善于从“名利两淡”

的“淡”

字上下工夫，讲求谦让退却之术，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