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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时而变风气之先（第2页）

今日能知人，能晓事则为君子，明日不知人，不晓事即为小人。

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，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。”

晓事、知人，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。

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，而且必须眼睛向下，虚心考察实际情况，从阅历中方能得之。

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不晓事则挟私固谬，秉公亦谬，小人固谬，君子亦谬。”

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，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，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。

试想一想，醇亲王、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，爱国的典范。

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“勿忘庚申之变”

，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，但其对策却是“毋以诗书为迂阔”

。

要“非圣之书，屏而不读”

。

按照他们的思路，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，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。

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新的概括，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，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、汲取新知识、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。

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，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。

他说：“孟子曰‘尽信书不如无书’。

君子之作事，既征诸古籍，诹诸人言，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致冒昧从事耳。”

务实之意溢于言表。

曾国藩还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。

儒家有强烈的“率由旧章”

的保守性格，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。

以曾国藩来说，直至1850年，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：“独至我朝，则凡百庶政，皆已著有成宪，既备既详，未可轻议。”

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，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。

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，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，阅历增长，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，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。

他在1859年写道：“吉，非有祥瑞之可言，但行事措之咸宜，无有人非鬼责，是即谓之吉。

过是则为吝矣……《易》爻多言贞吝。

易之道，当随时变易，以处中当变，而守此不变，则贞而吝矣……故曰：‘震无咎者，存乎悔。”

’震就是动，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，在于正视现实，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。

个人如此，国家大事也是如此。

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，曾国藩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，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。

今人对于洋务运动自然有褒有贬，然而曾国藩倡洋务足以说他绝不仅仅是那种以谦谦自守、修身养性为信条的一介儒生。

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则被人们称之为“中国近代化之父”
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