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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有定法脱于俗流（第3页）

他认为，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，又可达到“俭以养德”

的效果。

他说：“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。

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。”

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。

“明”

既可指办事能力，又可指道德修养。

曾国藩说：“大抵莅事以‘明’字为第一义……凡高明者降心抑志，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。

若能事事求精，轻重长短一丝不差，则渐实矣。

能实则渐平矣。”

由此可见，心明眼亮，办事明快，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。

曾国藩说：“盖君子之孝，尤重于立身，内之型家式乡，外之报国惠民。

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，皆吾所以敬吾亲也；凡吾德意足以令人感恋者，皆吾所以爱吾亲也。

推此以求，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。”

他认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地行孝，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，亲人不只是父母，还有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。

有一些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

的意味。

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地结合起来，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，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曾国藩认为，“失信”

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。

为了挽救其堕落，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、浮伪的恶劣作风，他以“诚信”

相标榜。

他说：“信，即诚实也。

一言不欺，一事不假，行之既下，人皆信之。”

曾国藩指出的以上几个方面，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。

曾国藩认为，精神的修养，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。

所谓治心之道，皆属于精神修为。

由古至今，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。

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。

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