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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家治国平天下（第3页）

，“每夜以此四条相课，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”

，“以期有成焉”

。

相似的，曾国藩还说，吾教子弟不离“三致祥”

，即：孝致祥；勤致祥；恕致祥。

纸上得来终觉浅。

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，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，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。

他告诉儿子，“吾忝为将相，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”

；又说，“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习气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风，极俭也可，略丰也可。

太丰则吾不敢也”

；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，“吾家子侄，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，庶几长保盛美”

。

曾国藩在前线，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，“则寸心大为不安，不特生前做人不安，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”

，并特意给国潢交代：“弟若听我，我便感激尔；弟若不听我，我便恨尔”

，“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。”

1867年，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，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以浩费如此，深为骇叹！

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，誓不为之。

不料奢靡若此，何颜见人！

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，可羞孰甚！

屋既如此，以后诸事奢侈，不问可知。

大官之家子弟，无不骄奢淫逸者，忧灼曷已！”

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。

无论是学业，还是生活，他都是一一点拨。

在读书上，要求他们“读书之法，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”

。

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，就非常欢喜，并耐心地予以解答；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，如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：“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，一字中换笔，一‘敢告马走’，一注疏得失，言之颇详，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？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，宜条条禀复，不可疏略。”

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，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。

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，连举人都未考中。

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，习有用之学，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。

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，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、陶冶性情。

毫无疑问，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。

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，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，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。

曾纪泽学习英文，钻研近代科技，并于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出使英、法等国，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，前后历时八年之久，“万国身经奇世界，半生目击小沧桑”

，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。

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，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，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《中俄伊犁条约》，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。

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，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。

曾纪鸿则精通算学，编有《炮攻要术》、《电学举隅》，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。

对于女儿，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，却并不溺爱和娇惯。